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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先民何方来,珍藏万余日军侵华铁证

发布时间:2019-06-13 15:36编辑:千赢国际官网浏览(100)

    图片 1 高山古城遗址出土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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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在线消息(四川日报记者 吴晓铃)30年前,三星堆4000多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一举轰动世界。纵目面具等神秘的青铜器物,更是引发了古蜀文明来自外星人的大胆猜想。然而,随着金沙遗址、宝墩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的相继发掘,古蜀文明的疑团正一点点破解。

    鸟头勺把 资料图片

    出土的折沿圈足罐。受访者供图

      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宝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而它的年代,也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决了水患以后,才从周边的高山地带迁移到平原腹心,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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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附近,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神秘古城正慢慢被揭开面纱。

      那么,古蜀文明是否凭空出现?古蜀先民究竟从何而来?越来越多问题的答案正在浮出水面。

    石斧 资料图片

    位于成都平原西南缘的这处城址被称为高山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遗址。其面积约有34.4万平方米,作为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新坐标,自2003年发现以来,就给考古工作带来了无数惊喜。

    图片 5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盆

      “四川省什邡市箭台村遗址是在三星堆遗址以外,首次发现成规模的三星堆二、三期文化遗存,证明在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什邡箭台村遗址已是大型中心聚落。”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将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掘报告发表在《四川文物》第二期上。发掘报告公开发表后,引发考古界、学术界高度关注。

    3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近年来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2015年和201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高山古城遗址中部低洼地带文化层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1600平方米。获得的遗迹现象十分丰富。

      古蜀文明烙上鲜明中原文化印迹

      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间的历史从未间断

    其中,发现的116具人骨资料保存十分完好,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人骨资料,这些骨骸遗存中,还出现了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拔牙现象。与此同时,在以西北风格陶器为主的城址内,出土了不少来自长江中游风格的陶器“豆”。这些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历提供了依据。据此,考古专家推测,古蜀先民或由西北甘青地区、长江流域两地迁徙而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考古遗迹被发现,而古蜀文明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证据已经越来越充分。

      2012年11月,什邡市箭台村金河南路施工中发现文物,在路基开挖沟槽两侧剖面,暴露出数个灰坑。随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管所共同于2014年、2015年结合勘探情况,在不同区域进行了试掘。

    A 遗物

      4月26日,黄河流域史前彩陶展在金沙遗址揭幕。细心的游客发现,这个“黄河流域”的彩陶展上,却有几个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物。茂县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原本就带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风格。

      箭台村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什邡市区西南,北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约1公里,东南距桂圆桥遗址约4公里、距三星堆遗址13公里。分布范围跨元石镇箭台村、南桥村、城西社区和方亭街道办西外社区等行政村。

    人骨

      在三星堆出土以后,考古人员在新津发现了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间的宝墩古城遗址,它和三星堆文化所处年代刚好可以上下衔接。那更早的古蜀先民究竟生活在哪里呢?21世纪初,古蜀文明探源的考古调查在四川全面展开。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陈剑透露,结合古代传说和文献,岷江上游成为考古调查的重要目标。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此次试掘,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外的地方,成规模地发现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金沙遗址、宝墩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证明,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

    现长江上游最早“拔牙”

      2003年,考古人员在营盘山遗址展开正式发掘,顺利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窑址等各种遗迹,还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一处大型类似于广场的遗迹,证明了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是一处大型中心聚落。

      箭台村遗址内出土陶器种类繁多,规模较大。同时,还出土有三星堆时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鸟头勺把等器物。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杨剑介绍:“黑皮陶高柄豆,就是类似现在人们使用的果盘,而鸟头勺则是舀水工具。”

    高山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说,此次考古获得了一批保存十分完好的人骨,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人骨资料,也是了解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居民最直接的资料。

      随着更多考古调查展开,茂县、松潘、黑水、汶川、理县等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相继发现了波西遗址、沙乌都遗址等大小几十处遗址。而考古人员发现,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特点,这种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的彩陶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此外,工作人员进行土壤浮选时还发现了小米。无论是彩陶、人祭坑还是小米这种旱地农业,营盘山遗址的风貌,无不呈现了黄河流域的史前风格。

      “此次考古发现,在箭台村遗址内具有三星堆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二、三期)的地层,且堆积较厚,出土遗物类型丰富。该遗址可以证明从5000年到2000年之间的历史未有间断,遗址内出土的陶片类型70%与三星堆相同,反映了当时生产生活的水平,以及群居部落的规模。”刘章泽认为,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外三星堆文化分布面积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遗址内的遗物包含了宋代、汉代、商周三个时期的遗存,在遗址内的不同区域,早期遗存分布存在一定的时代差异,它跨桂圆桥遗址第一期,三星堆遗址一、二、三、四期,西周至春秋,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均有发现,几乎未有间断。

    发掘范围内,总共出土了116具人骨,其中最小的是0到1岁的婴儿,也有4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这批人骨之所以能够保存完整,主要与发掘区的水位有关。”刘祥宇说,发掘区东西部水位高,保水环境好,人骨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幸运的留存至今。

      不止在岷江上游,最南位于大渡河中域的汉源狮子山遗址,同样发现了带有典型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陈剑说,古蜀文明源自何方?至少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刘章泽说,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外,又一个成规模的群居部落。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原来的城,那么这个遗址究竟是城镇还是乡村,还需进一步考证。

    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对骨骸形态推测,这些人死后应该是被编织物包裹,以绳束缚后埋葬于墓坑中。“这些人骨有仰身葬,有俯身葬,有屈肢葬,还有非正常死亡的圆形坑。但他们与正常骨骸的状态不一样,比如锁骨正常一般是45度倾斜,但我们发现的锁骨是耸立起来的,膝关节有的紧紧靠在一起,有的是交叉在一起。”刘祥宇说。

    图片 6高山古城遗址发现树木遗存处

      勾勒出古蜀先民迁移轨迹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骨骸中,考古队发现有十余个个体拔除了上颌侧门齿,这是目前成都平原所见的最早的拔牙现象,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拔牙现象地理位置最为偏西的。为什么拔牙?排除了拔去坏牙的可能后,专家认为,可能是成人礼,也可能与宗教有关。

      史前古城兼收并蓄长江中下游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多年来各方多有猜测。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周围发现有数十处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遗址,但这些遗址都晚于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2009年,什邡市桂圆桥遗址被发现时,被誉为是当时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然而,“从什邡市的桂圆桥遗址、静安村遗址、星星村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一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得出的结论来看,都晚于箭台村遗址。箭台村遗址的历史是跨桂圆桥一期和三星堆一、二、三、四期。”刘章泽说,从桂圆桥遗址,到三星堆一期,古蜀先民完成了从山地农业到平原农业的漫长变迁过程,从粟作到稻作转化。在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时,发现了水稻、黍和粟,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示,成都平原农业形态与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搭配种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最终推动了成都平原迈入青铜时代。

    刘祥宇介绍,新石器时代的拔牙习俗流行于海岱地区,特别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大汶口文化中大量流行。在龙山早中期的长江中游地区,房县七里河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多例拔牙人骨个体。

      大量中原文化特点的考古遗存,并不能得出古蜀文明单纯来自中原的结论。随着成都平原8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带有长江中下游文明印记的遗存出现了。

      “箭台村遗址的发现,对于之前关于三星堆是由夏商文化通过峡江地区传入成都平原的说法形成最有力的回应。这证明箭台村遗址不是受到三星堆遗址的辐射产生的,而是和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的。”刘章泽说,此次发现的众多材料,会丰富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三星堆文化的视野。

    虽然高山古城拔牙现象出现的时代已晚至龙山晚期,但已是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拔牙现象。他认为,“拔牙”风俗从东部地区流传至长江中游,再传播到四川,极有可能暗示了4500年前,长江中游可能有人群迁徙至成都平原。

      陈剑说,古蜀先民在营盘山遗址时期,还只是种植小米。但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什邡桂圆桥遗址和其后的高山古城、宝墩遗址,便发现了水稻的遗存。高山古城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透露,在对古城遗址土壤进行浮选时,水稻的比例竟然占据了90%,“说明大米在当年已经成为古蜀先民的主食。”而水稻的种植最早可以追溯到1万年以前,其原产地就是长江中下游流域。

      梳理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后发现,成都平原竟没有发现一处超过距今5000年的遗存。2009年,什邡市桂圆桥遗址被发现,年代大约推断为距今5100年—4600年,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其陶器特征与甘肃大地湾四期、武都大李家坪、茂县营盘山、汶川姜维城有密切的联系。今年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宝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

    陶器

      在宝墩古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线索。宝墩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何锟宇透露,北方城墙通常采用的是夯土墙,但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古城等8座古城,全部采用的是斜坡堆筑法建成。这种从底部到顶端渐渐收拢的筑造法,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城墙建筑技术非常相似,而对方的年代在距今4600年-4000年之间,早于宝墩古城。不仅如此,高山古城遗址在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用于装饰的绳纹、刻划纹等纹饰,便带有长江中游出土器物的风格特征。

      这一系列的发现,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决了水患以后,才从周边的高山地带迁移到平原腹心,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古蜀人用上了“滤水器”

      有意思的是,宝墩文化受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影响,还恰恰对应了古蜀五祖之一的鳖灵从长江逆流而上、死而复生的传说。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这样写道:“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传说古蜀“开明”王朝的创始人鳖灵原是楚国人,不小心失足落水溺亡后,尸首逆流而上到了郫县。复活后被望帝任命为蜀国丞相。后来大洪水爆发,鳖灵带领人民治水,在都江堰玉垒山凿开一条通路,解除水患,人民由此得以安居乐业,他也因此继承了帝位。

      三星堆遗址出土以后,考古人员在新津又发现了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间的宝墩古城遗址,它和三星堆文化所处年代刚好可以上下衔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专家陈剑认为,“从营盘山遗址、宝墩遗址分别受到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影响来看,古蜀文明极可能就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正是古蜀先民汲取了不同地方的文化智慧,才最终催生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

    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通过为期近一年不间断的拼对工作,考古工作人员在出土遗物中复原了完整陶器数十件,从口部连接至近底部的标本近百件。其中,还确认了一种早于宝墩文化的遗存,暂称为“高山一期遗存”。这类遗存从层位上早于宝墩文化最早阶段“宝墩文化一期早段”,器类和器形上也与宝墩文化有差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二虎认为,文化往往不会孤立的存在。“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的筑造技艺与石家河文化的相似,说明当时已有文化交流。”而陈剑则认为,“从营盘山遗址、宝墩遗址分别受到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影响来看,古蜀文明极可能就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正是古蜀先民汲取了不同地方的文化智慧,才最终催生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

      刘章泽说,自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学以来,四川学者也在致力于建立成都平原的文化序列。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发展序列。箭台村遗址和桂圆桥遗址则补上了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来源,形成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到古蜀文化的文化发展序列。

    在近百件标本中,一个高约20厘米、底部有两个小圆洞的陶器被刘祥宇拿起来。“它可能是最早的滤水器。”根据器物,刘祥宇推测,古人可能通过这种工具,借用鹅卵石、泥沙等,通过物理过滤方法净水,这反映了古蜀人的生活面貌和文明程度。

    图片 7高山古城遗址出土带切割痕的穿孔石器

    他认为,拥有一种文化的人群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状态是需要时间过渡的。比如此前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器物的器形很少,制作方法也相对原始。而宝墩文化一经发现,就出土了许多形制各异的陶器,表现出一种成熟状态。他推测,这种表现也许说明了在此居住的人群并非原生居民,而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

      水患困扰古蜀人多年

    “宝墩文化陶器比较特殊,和其他文化区别很大,从高山一期发掘来看,风格大都接近西北,但唯独出土一种长江中游风格的‘豆’,是西北地区所没有的。”他认为,长江中游的“豆”比高山遗址发掘的“豆”出土更早,是否说明了高山遗址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文化的汇聚地带?

      鳖灵治水、大禹治水……古蜀文明中,先民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随着越来越多的遗迹出现,考古人员发现,古蜀先民确与传说中一样,一直在与水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个发现使考古工作人员对成都平原史前史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说明宝墩古城、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等并非凭空出现,高山一期遗存的居民在此之前已经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多年的生产生活活动,为城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也体现了文化和人群在不同方向的流动,体现了人群组成的来源复杂。

      这种斗争,从距今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

    B 推测

      陈剑说,在茂县的岷江河谷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年代越早的遗址,靠河谷越近;年代越晚,便渐渐上升到岷山上的台地。以茂县波西遗址、营盘山遗址、沙乌都遗址为例,距今6000年左右的波西遗址海拔最低;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营盘山遗址,就已位于岷山中间台地;而到了和宝墩时期差不多的沙乌都遗址,已经建在了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上。陈剑认为,这种迁徒,和古气象学研究中的结果是一致的——早在五千年以前,全球曾有一次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极可能造成了洪水的肆虐。迫不得已,古蜀先民才从丰饶的河谷,搬到相对贫瘠的高山。

    古蜀先民来历组成丰富

      但是洪水的肆虐,一直是困扰古蜀先民生存的重大危机。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历史烟云中,古蜀国的传说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梳理最近几十年的史前考古,成都平原竟没有发现一处超过距今5000年的遗存。已经去世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当年曾经说道,“这极可能说明,当时成都平原因为动辄洪水泛滥,原本就不适合生存,直到治水渐有效果,才从岷山河谷搬到平原。”

    对于古蜀人的来历,学界主要有两种猜测。一种通过陶器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对比,推测古蜀人来源或许和长江中游有关。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岷江流域上游有新石器时代居民存在,古蜀地区与其地理位置接近,推测古蜀先民可能从从西北甘青地区迁徙而来。而此次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更直接地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历提供了依据。

      即使如此,古蜀先民迁居成都平原以后,仍然备受水患困扰。

    “高山古城遗址的先民来源和组成也许是非常丰富的。”刘祥宇说,无论是陶器“豆”的出土,还是人骨中拔牙习俗的发现,都从侧面佐证了高山古城先民来源的复杂性。

      在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东城墙外,考古人员发现了200米宽的大河遗存,这证明古城傍河而建。既然古代成都水患严重,为何不选择远离河流的地方居住呢?高山古城考古现场负责人刘祥宇表示,或许正是当年成都平原河道密布,古蜀先民实在找不到远离河道的地方,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

    他猜测,如果有拔牙习俗的人群从东部有此风俗的地方而来,并且保留了这种习俗,而从西部来的人群没有这个风俗,那就能够解释发现的116具人骨中仅有10多个例子存在拔牙现象。

      至于宝墩古城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城河。护城河遗址宽约三四米,而城墙遗址即使现在仍有四五米高。何锟宇介绍,“在宝墩古城发掘以后,就有学者认为护城河极可能用于洪水过境时避免洪峰过猛,而高大的外城城墙,同样有避免洪水淹城之效。”

    而通过对人骨遗存中碳氮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检测,能够得出人群是否从外地迁徙至此,DNA检测则可能判断出这些人的祖先是谁、从哪里来。另外,筑城方式也能佐证高山古城遗址地区的人员组成的多样性。

      同样属于宝墩文化晚期的温江红桥村的一处遗址,也发现了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护岸堤,这是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史前水利设施。发掘现场负责人杨占风介绍,这处护岸堤最大的特点便是有8道人工开挖的沟槽,里面的柱洞表明在建造的时候曾经在沟槽内安插木桩,起到了加固作用。在堤坝近水一侧,一排排鹅卵石清晰可见。成都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用竹笼装着石头,将堤坝固定起来。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利用了竹笼固定沙石的原理,这种方法显然从古蜀延续到了先秦时期。”

    目前,高山古城的动物、植物、人骨、陶器、石器的相关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未来,骨骸DNA测试结果将向今人展现成都平原史前先民的体质结构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历提供依据,古蜀文明蒙上的神秘面纱有望揭开。

    图片 8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像

    来源:华西都市报

      人种学有望揭秘蜀人来源

      让人惊喜的是,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以及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古代蜀人的生活环境、人种特征等信息,都有望在未来一一揭秘。

      陈剑说,从宝墩遗址的发掘开始,考古人员已经开始对地质结构进行采样,展开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的研究。通过对孢子花粉等遗存的分析,可以鉴定出植物种属。如果属于乔木,那生活环境肯定气候温润;如果是针叶林,显然就是高寒干燥的环境。在高山遗址的灰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完整的树叶,已经鉴定出属于乔木,“这说明高山古城时期,成都平原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尤其珍贵的是,高山古城遗址此次已清理了89座墓葬,其中大量的人骨遗存,成为研究古蜀人人种的第一手证据。陈剑说,早期的考古人类学研究,还停留在研究骨骸的年龄、性别和病理学阶段,但随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展开,以及DNA鉴定等科学技术的运用,就能确定古蜀人的种属。在此之前,三星堆、金沙、营盘山等遗址,均采集过数量不等的人骨材料。陈剑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骨材料和中原的仰韶文化时期或长江中游的人骨特征进行比对,就可以得出这些古蜀人来自哪里的确切结论。而这个结论,比所有的文献、神话要可靠得多。”

      这并非盲目乐观。早在两年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原海兵博士就在对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骨骸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论文:老官山汉墓的男性墓主颅面形态和以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中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为代表的古蜀地人群不同,也和湖北江陵九店东周时期和左冢楚墓所代表的楚人不同。他的主要面部特征与楚人等南方人群相似性较多,其主要颅部形态则更多接近北方人群。原海兵推测,该家族有可能在不断迁徙流转过程中“南北通婚”,接受了北方人群基因的注入。

      那么,最早的古蜀人究竟来自何方?秘密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就将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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