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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华陶瓷考古发掘与斟酌述略千蠃官网

发布时间:2019-06-13 14:50编辑:千蠃官网浏览(65)

    今年是唐青花发现33周年,回忆1975年夏天我第一次在扬州师范学院考古工地见到唐青花枕片以及1983年9月首先在扬州三元路纺织公司建筑工地采集到唐青花标本时,惊愕、欣喜、兴奋的情形,以及随后夜以继日,如痴如醉采集贸易陶瓷标本、撰写研究文章那些令人激动的往事,心情总是难以平静。1975年发现的唐青花枕片由于器形的残缺和纹样的不典型,加之又是孤例,当时很难得到陶瓷界的认可,而我和徐良玉同志在三元路率先采集到唐青花碗片之后,不仅为先前的发现提供了佐证,而且引起了扬州文物考古界和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古陶瓷鉴定班学员的极大关注,以至于随后又有一批唐青花标本被大家陆续从其他工地中抢救出来,最终令中外陶瓷界确信唐代即已烧制青花瓷器的事实。这一发现,把青花瓷器的创烧时代一下子提早了四百多年。为纪念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由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发起,扬州博物馆、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承办的“唐青花瓷鉴赏研讨会”11月初在扬州举办。在会上,本人结合唐代史料发表了对唐青花断代的研究心得。会后,一些同行觉得我的研究方法很有特点,建议把它整理出来,形成文字。恰好扬州博物馆馆刊复刊,于是,借此机会匆促赶写出来就教于同行,以期进一步推动唐青花的研究。

    对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定名、东汉中晚期出现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盐学界的普遍认可,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起了东汉后期至明清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的纵向体系。近年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一批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江西清江吴城及鹰潭角山还发掘出土了商代时期的龙窑,由此进一步证实我国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明确了原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区烧造的说法[7]。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97]赵光林、张宁.金代瓷器的初步研究[J].考古。

    “黑石号”沉船中出水了大量珍贵的九世纪早中期器物,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人们对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认识大大改变。“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铜镜、瓷器和金银器形制独特,通过对其制造、使用和流通情况的讨论,可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海上对外贸易模式。同时,结合扬州的考古发现,可知其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见证了九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千蠃官网 1 被茫茫海洋隔绝的陆地板块,限制了人们探寻大海彼岸的世界,同时也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励人们穿越浩淼的波涛,去了解异域的新奇世界。《新唐书》中唐代专门立传的南海诸国约30个,其中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是唐朝与南亚及西亚海上交通的要冲[1]。这一海上通道,历来海盗出没、沉船频发,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了暗礁散布的水域间。1997年,德国人沃尔特法恩在此发现了一艘明朝的鹰潭号沉船。1998年又发现了11世纪宋朝的马热尼号沉船。同年,再次发现满载9世纪中晚唐宝物的沉船——“黑石号”。 “黑石号”沉船上有6万多件遗物,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器物聚集,提供了特别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认识大大改变。 铜镜带来的启示 黑石号中有一枚看上去并不精美的铜镜,却是考古学家苦苦寻找而从未发现的宝物——“江心镜”。《异闻录》载:“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谓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2]首次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江心镜”或“百炼镜”,尽管锈损,铭文“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唐乾元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仍清晰可见,明确了这就是“江心镜”或“百炼镜”。千蠃官网 2图一 江心镜 《异闻录》载,扬州进奉的“水心镜”,存于长安内库,后在天宝七载被道士叶法善寻出,用于道家祈雨的法事活动[3]。黑石号的“江心镜”将八卦与四神结合,似乎是作法事活动的专用镜,但为什么会输出海外呢?其实,唐代的铜镜也广泛用于各种祭祀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四年五月二日……“日没之时,于舶上祭天神地祗,亦官私绢,绞缬、镜等奉上于船上住吉大神。”[4]可知唐代出海远航用镜祭祀,黑石号的“江心镜”莫非也是这一用途? “黑石号”上数量众多的铜镜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葡萄纹镜。这是唐代最多的铜镜种类之一,此前被认为是唐代前期制造流行的镜类。黑石号上的发现,多少冲击了这一常识。黑石号船上大量瓷器等物品证明沉船的年代应已不再制作和流行葡萄镜,而这里的葡萄纹镜可能是中晚唐时对前代和唐代早期铜镜的仿制。可见扬州作为民间用镜的集散地,市场上或许还能买到早期制造的铜镜,参照船中的隋镜甚至汉镜,可以推测扬州市场甚至出售古镜。千蠃官网 3图二 葡萄纹镜千蠃官网 4图三 黑石号上汉镜 瓷器的新发现 黑石号上最引人注意的是3件青花瓷盘,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青花瓷风靡于元明清时期,而扬州唐城遗址发现了一批青花瓷片[5],但因为唐代没有更为有力的青花瓷证据,以致对其产生时代的不同观点无法统一。黑石号的青花瓷盘与大量无可争议的中晚唐瓷器同出,来自中国也无可怀疑,解决了唐代已经可以烧造青花瓷的历史悬案,又明确可知青花瓷在当时已经输出海外。千蠃官网 5图四:1 青花瓷盘千蠃官网 6图四:2青花瓷盘千蠃官网 7图四:3青花瓷盘千蠃官网 8图五:青花瓷碎片 三件青花瓷盘上的纹样不完全相同,但构成和母题如出一辙,这种结构和特色的纹样,在扬州出土的瓷片上也有发现[6],表明当时扬州有人使用、销售这类瓷器。瓷盘上的纹样与同船发现金盘的纹样风格十分相似,却在大量唐代陶瓷器、金银器中罕见,难道在制作时有购买者参与设计,是专门定做的器物? 如果说青花瓷幽靓苍翠,那么长沙窑瓷器则绚丽多彩。此前经大面积发掘的窑址因是废弃的场所[7],几乎没有完整无损的器物出土。“黑石号”上的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器物完整,是一次空前的发现。 中晚唐崛起的长沙窑,产品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器物纹样没有任何束缚,还书写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俗语、俚语、诗文等,面向普通百姓,以低价参与市场竞争[8],因此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特别是“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湘江岸边的长沙窑通过水运与扬州、广州、南安连接,使沉重易碎,不适合大规模、长途陆路的陶瓷器有了新的出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黑石号上长沙窑瓷器的巨量发现,更加说明当时这类瓷器外销的事实。海外市场的需求促进了长沙窑自身的发展,出现了非中国传统的纹样,如桫椤树、椰枣纹,以及各式胡人表演的图案,甚至出现阿拉伯文字,显然是适应外销专门制作的。 黑石号上还出现了带“盈”、“进奉”字款的器物。一般认为,“盈”字款瓷器进入皇室的大盈库[9]。由于多出土于邢窑窑址[10],又被认为属邢窑产品,是供皇室享用的瓷器。而参照以往的发现,黑石号上带有“盈”字款的绿釉花口碗应产自河南巩义窑,也就是说带“盈”字款的器物并非邢窑独有。黑石号上的物品是商品,应是在扬州一带购买。“盈”字款的白瓷,除在唐长安大明宫外,在西明寺、青龙寺、西安唐新昌坊也有出土[11],且在邢台市[12]、河北易县[13]的非高级贵族的唐墓中发现,可见把“盈”字直接与大盈库对号入座的看法还应仔细斟酌。也许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皇室宫廷使用,却并非是专用,在民间和市场上也有使用和出售。黑石号还有“进奉”款的白釉绿彩瓷,说明“进奉”款的器物也会流入市场。千蠃官网 9图六:1 盈字款盘子千蠃官网 10图六:2 进奉字款 黑石号上还有一件白釉绿彩带把瓶,形似“胡瓶”,但高度将近1米,与唐代流行的高度在25厘米到45厘米之间的用于日常生活的胡瓶不同。如果瓶内装上液体,把柄根本无法持重,故无实用功能。中国境内相似的瓶多出于墓葬,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的绿釉带把瓶,与同出的类似的大型塔式罐[14]都属于丧葬用品。白釉绿彩带把瓶发现于国际贸易的黑石号船上,表明丧葬用品如果脱离了特定的区域便会失去自身的含义。此外,黑石号上的带把瓶颈部和高足部分饰凤或孔雀尾式的纹样,腹部有方框四角带植物纹样,这在船中的碗盘上也有发现,却几乎不见于中国发现的大量瓷器上。是否可以这样解读:这是外国人定做的器物,故采用自己喜欢的纹样。或者是外国人在中国见到这种器物,不知与丧葬有关,于是定购了这种奇异的器物?千蠃官网 11图七 白釉绿彩带把瓶千蠃官网 12图八 榆涧唐墓绿釉带把瓶 金银器与商胡 扬州一带也被称之为浙西,中晚唐以后工业、商业崛起,其中金银器制作逐渐成为中心。黑石号的金银器最大的可能是在扬州一带制造。原本唐代制作金银器的中心在长安,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金银作坊院”生产。八世纪中叶以后,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岭南道、江南道一跃成为金银器制作原料新的供应地。文献记载中皇帝索要的数目惊人的金银器的制作地也正是扬州一带。 黑石号上的金银器中有多件银盒,都是曲瓣的形态,造型如花朵或云朵,刻意强调器物的弧曲变化,使整体造型优美流畅,正是当时南方器物普遍流行的做法。黑石号的一件银盘上有犀牛纹,与偃师杏园唐墓出土银器类似[15],这种写实的风格与南方地区追求动物造型的逼真效果颇有渊源。唐代南方金银艺匠的创新,非中原艺匠敢于尝试,极具南方风格,体现了南、北在传统习俗和艺术品味上的不同。更可推知,沉船上的金银器不仅产于中国,而且是南方扬州一带的产品。千蠃官网 13图九:1 银盒千蠃官网 14图九:2 银盒千蠃官网 15图九:3 银盒千蠃官网 16图十 犀牛纹银盘 扬州既是金银器制造中心又是集散地,还是唐朝皇室所需的供应地,黑石号上的发现则首次证明了扬州一带的金银器还远销海外。不仅如此,有几件器物前所未见。方形金盘除造型特殊外,纹样主题为似芭蕉的植物叶,并在中心构成“卍”字图案,边饰也由这种植物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多数用细碎叶瓣组成边饰的中晚唐金银器不同。“卍”字在佛教文物中可见,少量出现在铜镜上,有人解释为吉祥符号,出现在金银器上尚属首见。方形金盘为孤品,纹样新颖,是否可能是为输出海外专门制造的呢?千蠃官网 17图十一 方形金盘 沉船上还有一件带把杯,八棱杯体,每面粘贴有一歌舞胡人,没有地纹。唐代前期曾出现一批带把的八棱杯,是受粟特影响出现的器类[16],主要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盛唐以后几乎不见。黑石号的带把杯在造型上与唐前期的同类杯十分相近,连把上、指垫上饰胡人头的细节都属同一风格。这件器物重新出现在扬州,并非是全新的创造,其所带有的古老和异域的神韵,外国人才更熟悉,或许是扬州的商胡不仅销售而且制造金银器,很可能是按照外来货船上的人的意图甚至是提供的设计来制造的。千蠃官网 18图十二 带把杯 黑石号与扬州 黑石号沉没时的扬州,凭借入海口的天然恩赐、大运河的开通,加上附近物产丰富,逐渐成为中晚唐的生产、商贸基地,并赢得了天下财富“扬州一益二”之誉[17]。唐朝在扬州设有军政合一的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还有主管运输事务的盐铁转运使常驻,保证了扬州在东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各地物品先到扬州,再辐射四方;海外贸易也使各种人员、各国商客聚集扬州。扬州作为新兴的港口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了重要角色。 “黑石号”出水文物中有几件伊斯兰陶罐、一个玻璃瓶,还有数枚南亚的铜镜,应是船员的生活用品。同样的伊斯兰蓝绿釉陶,在扬州晚唐地层内曾发现几百片,还有一件完整的双耳绿釉大陶壶[18];扬州波斯邸胡店还出土大量伊斯兰纳钙玻璃残片[19],可能是从伊斯兰世界运来,准备在扬州进一步加工为成品[20],表明在瓷器等大量外销的同时,外国物品也流入了唐朝。千蠃官网 19图十三 伊斯兰罐千蠃官网 20图十四 玻璃瓶 黑石号和扬州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公元九世纪中叶,亚洲政治格局和势力版图发生着重大变动,各地之间原有的交往方式破裂,一度兴旺发达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沉寂。然而对异域财富的渴望,对不同文化的好奇,仍促使人们寻求新的通道或以新的方式重新交往。9世纪之后,中国乃至欧亚的沟通开始以海路为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1] 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页6297-6314;《梁书》卷五四《诸夷》,中华书局,1992年,页783;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太平广记》卷二三一《器玩》三,李守泰条引《异闻录》,中华书局,1961年,页1771。[3]《太平广记》卷二三一引《异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1771、1772。[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57。[5]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扬州博物馆:《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顾风、徐良玉:《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文物》1985年第10期。[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图607、608,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418、419。[7] 参见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8] 长沙窑的一件盘口细颈型,带有“油瓶伍文”铭壶。[9] 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易定”考》,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吕成龙:《唐代邢窑“翰林”、“盈”字款白瓷罐刍议》,参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等编著:《邢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256-262、408-409、514-521、479-482;彭善国:《试析“盈”字款瓷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10] 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11] 尚杰民、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第12期。[12] 李恩玮:《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13] 该墓出土墓志,墓主人只是唐易县录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第4期。[14] 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榆涧唐墓》,《考古》1987年第9期。[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图版26:2,科学出版社,2001年。[16] 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见《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45-367。[17]《容斋随笔》卷九:“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中华书局,2005年,页123。[18] 顾风:《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1-28。[19] 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20] 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2001年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本文为文章缩写,原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

    唐青花标本自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至今已过去三十三年。其间,1983年9月以来,陆续从扬州的建设工地、考古工地出土了约三十片左右的残片和少量完整器;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部的勿里洞岛附近的海域一艘唐代沉船中打捞出三件唐青花瓷盘;本世纪初,在河南巩义市黄冶和白河等地唐代窑址中发现了唐青花器物;加之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森博士提供的考古信息和照片,反映上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工作者在伊拉克撒玛拉遗址也曾发现过唐青花标本。至此,由产地,出口市场、贸易线路,运输目的地几个点终于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贸易链。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贸易链只有在每个环节都完好无损并与其他环节处在正常链接状态时,链条才能有效的运行。反之,当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链条将不能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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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社会发展和陶瓷经济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妨为唐青花的研究建立一个历史参照系,把唐青花瓷器生产、销售、市场这一贸易链条拿到唐代历史大背景下,放在历史参照系中,通过分析、比对来检测不同历史时期贸易链条存在、运转的可能性、相关环节的完好程度和链接状态,以进一步研究唐青花作为唐代外销陶瓷新品种,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和时间节点。

    On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Ceramics Arche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关于唐青花的年代,陶瓷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过去普遍的看法是中唐至五代,因此本文也就不必把它提到盛唐阶段去对照,盛唐末期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八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唐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拐点,也是盛唐和中唐的分界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原地区毁灭性的破坏,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经济重心的位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原有格局。在这次浩劫中,唐代北方瓷器重要生产基地的河南受到了重创。北方的窑工带着成熟的技术集体避乱南下,一支翻越秦岭来到了西川,一支从中原来到两湖。受三彩艺术影响,依托釉下彩技术,派生出釉下彩瓷,中唐时期邛窑和长沙窑几乎同时从四川和湖南突然崛起绝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本人将另有专文论述)这场动乱还影响波及到远在数千里之外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广州城。乾元元年,聚居在广州的大食、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攻掠了广州,旋即浮海而去。这场灾难严重损害了广州的港口地位,外国商船被迫转而停泊在河内,这种局面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紧接着,在乾元三年发生了“刘展之乱”,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奉命讨伐刘展,“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旧唐书·邓景山传》卷一一O)扬州虽然在“安史之乱”之初幸免于难,却在这场突然发生的人祸中受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楚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经济富裕的城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之久,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杀,才得以平息。在这场战乱之中社会的正常秩序完全破坏,中西交通、跨国贸易处在停止状态,作为陶瓷贸易主要环节之一的唐青花产地河南巩县,在这一时期根本不具备创烧唐青花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条件。

    易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成都 610071)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进入中唐以后,紧接着吐蕃入侵占领长安,代宗仓促逃往陕州,吐蕃不断对唐王朝的滋扰成为中唐前期统治者的一大麻烦。与此同时,“安史之乱”遗留的政治问题,北方的藩镇割据也成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建中四年十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攻陷汴、江淮到东都之间的水运被迫停止。同年九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鼓动兵变,攻陷长安,拥戴朱泚为帝,德宗初逃奉天,继逃梁州,反映出中央政权还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但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由乱而治的积极因素,唐代著名经济学家,理财专家刘晏从上元元年到建中元年主管全国财政、漕运事务,二十年当中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漕运逐渐畅通,经济得以恢复,到大历末全国财赋收入达一千二百万缗。作为贸易链条的主要环节,扬州在大历年间成为漕运的枢纽和造船基地,扬州港的地位显著提高。大历中“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为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唐会要·市卷八六》)大历十四年七月,“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置回易邸,并罢之。”(《旧唐书·德宗纪》)可见此时的扬州作为商业都会其规模和影响力已初现端倪,“刘展之乱”造成的创伤已经治愈。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陶瓷考古发现颇丰,围绕这些发现而展开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和细化。本文拟对主要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初步展现三十年间我国陶瓷考古的整体面貌。

    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节点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的广州,大历年间也呈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李勉担任广州的地方官以后,由于他的开明和公正,几年之间,广州海外贸易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一时期贸易链条的其他几个环节都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唯独唐青花产地所处的北方地区与南方相比,犹如冰火两重天。“安史之乱”形成的藩镇割据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十分严重。藩镇割据不仅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受到阻碍,而且胡商的经营活动也受到限制。胡商往来于各地的跨国贸易是外来文化影响中土的主要方式,唐青花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用下,为满足西亚地区市场的需求,创烧出来的贸易瓷器新品种。如果没有外来文化影响,没有足够的外来文化影响,就不具备催生唐青花的条件。因而在这一时期,也还形成不了完整的贸易链条。

    陶瓷考古/发现/研究

    如果说代宗大历年间是北方经过“安史之乱”后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恢复阶段的话,那么德宗贞元年间也是继大历之后,中唐时期唐王朝从深重灾难中得到复原的重要时期。贞元年号共计21年,时间之长在唐代仅次于玄宗开元时期。贞元初距平息“安史之乱”已过去22年,距“刘展之乱”平息也已25年,到贞元末,距“安史之乱”平息已过去42年,距刘展之乱”平息也已45年。在这一时期,中西交通不仅得到恢复,海上贸易也已形成相当规模。贞元元年为联络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吐蕃,唐德宗派杨良瑶携带国信诏书经由海路出使黑衣大食,外交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果,据《新唐书·大食传》记载,“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杨良瑶的成功出使足证其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十分畅通。贞元十七年,曾担任鸿胪寺卿专门接待蕃客使节,后来又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要职的贾耽,完成了《海内华夷图》,贾耽所记通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河名多与阿拉伯人一致,“足见其所记者、闻自阿拉伯人也。”(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贾耽另有《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记录了从中国内地到边疆和外国的路线。这两种反映中西交通成就的地理专著的问世,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交通往来的频繁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贞元年间,王锷担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船舶至,则尽收其税,由是锷私人家财富于公藏。”(《旧唐书》卷一五一)他为了贿赂京师的达官显贵,日发十余船,载象犀珠宝,冒称商货出境转往长安。他之所以能鱼目混珠,掩人耳目,正是因为广州港当时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

    一、绪言

    再看看扬州的情况,兴元元年杜亚出任淮南节度使。在任期间,他组织力量对扬州漕河进行大规模的疏浚,并兴修水利,改善了运河扬州段的通航条件,提高了农田灌溉能力。“扬州葆强,都会庶富”(《全唐文·少傅杜公神道碑铭》卷四九七)、“侨居市民及工商户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塞”。(《旧唐书·杜亚传》卷一四六)杜亚每年在扬州江边举办采莲龙舟锦帆之戏,费金数千万。城市人口骤增,商业繁荣,歌舞升平,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接着从贞元五年至贞元十九年,德高望重曾任过岭南节度使的杜佑继杜亚之后长期担任淮南节度使。在任期间,政通人和,“产金三品,利射万室,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货贿,四会五达,此为咽颐。”(《全唐文》卷四九六),扬州步入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北方藩镇割据的痼疾还未治愈,但陶瓷贸易的链条已能运行。成书于穆宗长庆年间的《国史补》所记皆为开元至长庆间的人和事,其中记录了“内丘白磁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社会现象。贞元末距长庆末不足二十年,这一现象很能发生在长庆之前的贞元年间,即使所记现象发生在长庆年间,对我们研究唐青花和陶瓷外销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北方瓷窑复烧、发展,贸易链条之间的衔接必有一个提前的时间过程。通过以上的分析比对,本人认为,河南巩县窑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复烧,应在贞元年间或稍前,而唐青花的创烧则可能发生在贞元末前后。

    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古陶瓷研究开始逐渐走出单纯的清赏雅玩和文献考据范畴,出现以窑址考古调查与文献、实物相结合的新方式,学界对古代陶瓷器的关注也进入到以“二重证据法”为指针的研究阶段[1]。这时期里,陈万里先生是第一位走出书斋,跑到杂草丛生的古窑址上捡瓷片的“导乎先路的拓荒者”[2]。从1928年起,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收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开辟了我国陶瓷考古的新途径[3];叶麟趾先生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并解决了定窑窑址所在地的问题[4]。周仁先生是我国现代陶瓷学的开拓者之一,其1930年发表的《陶瓷试验场工作报告》是国内第一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探讨古代陶瓷工艺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欧美、日本人士对东北及南方的部分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盗掘,一方面对我国的文物古迹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线索。新中国成立后,陶瓷考古与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至70年代末时已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和成果[5],主要表现在:1.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占省区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学界已经基本弄清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大致脉络。对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定名、东汉中晚期出现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盐学界的普遍认可,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起了东汉后期至明清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的纵向体系;2.对各时期窑业横向发展状况的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如确定了一批陆羽《茶经》中记载的唐代著名窑口,而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是已发现窑址最属时间段最集中的朝代,进一步明确了“窑系”[6]的概念;3.大量的考古工作还解决了许多传世和墓葬出土物的窑口问题,而后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为窑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4.个别专题的研究应运而生,如对“原始瓷器”及青花瓷起源问题的探讨,外销瓷问题也已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5.60年代成立的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瓷片标本进行了一系列理化测试,为了解历代名窑的工艺特色奠定了科学基础,从而开辟了古陶瓷研究的新领域。

    把唐青花的成熟时期定在宝历二年前后似无疑问。最直接的证据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东北部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一条唐代沉船中打捞出三件唐青花瓷盘,而在伴出的大量长沙窑贸易瓷器中,有一件带有宝历二年纪年的瓷碗。据此,沉船的年代被确定在宝历二年、元和元年或稍后不长的时间内。这三件瓷盘不仅与扬州万家福商场考古工地出土的瓷盘十分相似,而且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青花标本时代相同或相近。从沉船上还打捞出了一千多面铜镜,其中有带“扬州扬子江心镜”铭文的铜镜和大量长沙窑瓷器(扬州是长沙窑瓷器最重要的外销港口和市场)可以断定这艘商船应是从扬州港装船出发驶向西亚地区的。

    近三十年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陶瓷考古作为考古学科的分支在国内的发展日趋成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令人瞩目。

    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层面上看,在宝历之前的元和年间,唐宪宗通过对淮西用兵,重点打击藩镇割据的顽固势力,以震摄并分化、瓦解其他方镇。宽猛相济,一手硬,一手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元和中兴”终于改变了自代宗广德以来五十余年北方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权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二、重要窑址的发掘与研究

    在对外贸易方面,从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唐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九世纪以后,徐申、郑絪、孔戣等几位正直开明的官员先后担任广州都督、岭南节度使。由于他们的努力,不仅广州的社会状况有了很大改观,而且对外贸易稳步发展。中外海上贸易的状况也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唐文宗于大和八年还专门下诏“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来往,通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疾愈德音》卷七十五)反映这一时期中西交通贸易的频繁和稳定。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对瓷窑遗址开展的工作主要以考古调查为主。近三十年来,田野发掘已成为陶瓷考古工作获取资料最重要的来源。更要指出的是,这些发掘已不光是配合基本建设,更多是为解决某一学术课题而主动发起的,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发掘能弄清陶瓷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河南巩县窑在这一时期生产的外销陶瓷除了唐三彩、唐青花以外,白瓷的产量最大,其中主要是碗、盘类。这些白瓷器器形厚重,胎质稍粗,釉下施化妆土。造型有圆唇外侈,敞口弧腹;尖唇,斜直腹;厚圆唇外卷,斜直腹等数种。底足也有玉璧底,大圈足之分。这些白瓷产品除了没有青花装饰之外,其胎釉特征与唐青花完全相同。这些白瓷与邢窑白瓷;长沙窑青瓷、彩瓷;越窑青瓷;宜兴窑青瓷;寿州窑青瓷;广东窑青瓷一起不仅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而且在泰国柴亚、斯里兰卡曼泰、西吉利、伊朗西拉夫、内沙布尔、伊拉克的撒玛拉等地都有发现。西拉夫作为伊斯兰时代著名的贸易港口,最繁荣的时期是9世纪至10世纪中期,而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9世纪。伊拉克的撒玛拉是9世纪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建于唐开成元年,废弃于中和三年。中唐后期、晚唐时期扬州是中国最大的,也是主要的陶瓷外销港口。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外销陶瓷其主要的品种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九、十世纪繁荣的港市遗址出土的中国贸易陶瓷品种基本对应或完全对应。从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数量和巩县窑白瓷出土数量的比例看,唐青花只是巩县窑瓷器外销产品当中的一种小品种,这从印尼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上仅出土三件唐青花的悬殊情况得到了印证。是烧造技术的局限?还是原料供应的制约?还是市场销路的问题?长沙窑产品的热销,反映了伊斯兰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几万件长沙窑器与三件唐青花的比例到底说明了什么?市场发现的唐青花数量偏少,客观上也反映了唐青花的产量不高。是由于工艺技术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最终没有象长沙窑那样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及时形成规模效应。还是在市场竞争中,由于成本偏高,工艺偏难,竞争处于劣势,不得不提前退出?还是唐青花一开始就定位在高档商品,被限量生产?总之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原始瓷器”烧造窑址的发现。

    唐青花的绝烧是在唐末,而实际衰亡的时间有可能会提前,参照晚唐的历史背景,王仙芝、黄巢起义是破坏贸易链条的直接原因。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聚众数千人起义,第二年黄巢在山东聚众响应,乾符三年王仙芝、黄巢转攻河南诸州,连破禹县、郏县,克汝州,这对邻近的巩县窑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接着,起义军又挥师南下,攻打随州、安州、黄州(今湖北随县、安陆、黄冈)以及申州、光州、舒州、庐州(今安徽潜山县、合肥市)。到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发展到十万之众,作战范围极广,不仅可以攻打一般的中小城市,就连宣州、杭州、越州、洪州、福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也能攻占。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军大举北上,队伍迅速扩大到60万人,年底就攻占长安即位称帝。从乾符元年到中和四年,黄巢兵败自杀,战乱长达十年之久。其破坏程度绝不亚于“安史之乱”,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深受其害。随后又引发了全国性的军阀混战,唐光启三年扬州大乱,“及经秦、孙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卷三百五十九),至此,不仅唐青花瓷及其外销陶瓷贸易链条全部脱落而且其中的每个环节都遭到了严重损坏。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了。

    从以往的考古发现看,原始瓷器在我国南北方的居住遗址及墓葬中都有出土,然而却少见烧造这些瓷器的窑址。近年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一批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江西清江吴城及鹰潭角山还发掘出土了商代时期的龙窑,由此进一步证实我国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明确了原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区烧造的说法[7]。在这些窑址中既有原始瓷,也有印纹硬陶伴出,有学者也因此推断二者可能同窑合烧[8]。

    以上通过把贸易链条及其主要环节放在历史参照系中进行分析比对,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唐青花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上,中西贸易日益频繁的条件下,通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作用,针对西亚地区市场的需求创烧出来的贸易陶瓷品种。它创烧于贞元末前后,成熟于宝历二年前后,衰亡于乾符年间。其上限可进一步确定在中唐末叶,下限应在唐末,而不应延至五代。

    越窑。

    80年代浙江省文物普查,对慈溪上林湖、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田野调查,重点单位还作了测量记录,在上林湖窑区共发现东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采集了大量标本,这也是有史以来对越窑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深入的考古调查,大致摸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基本情况,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青瓷与越窑》[9]。

    进入90年代,对越窑的工作以大规模考古发掘为主。1990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一次对上林湖等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在低岭头窑址的试掘中出土了一类与汝窑及南宋乌龟山官窑产品风格相似的瓷器,提出了“低岭头类型”,[10]首次把越窑烧造下限推至南宋时期,对越窑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1998-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林湖寺龙口窑址进行了两期发掘[11],揭示出其烧造历史,为越窑文化、贡瓷和秘色瓷、越窑与宋代官窑的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该窑址的发掘也同时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邢窑。

    位于今河北省内丘和临城两县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地带,是唐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之一。1980年8月,“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在岗头村古窑址群中首次发现唐代遗迹,之后祁村等地又发现一批唐代窑址及瓷片标本[12]。1984年春,内丘县文物保管所于老唐城和磁窑沟附近找到17处隋唐窑址,并采集到“盈”字款细白瓷片[13]。1987至1991年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邢窑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和试掘,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产品,种类的时代特征[14]。2003年,内邱邢窑窑址又出土一批“盈”及“官”字款瓷器标本[15]。

    近年来有关邢窑探讨最多的便是“盈”字款问题,除了窑址发现外,二十多年来带这类款识的邢瓷标本还在城址及墓葬中出土不少,目前对其涵义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多数人推测的与唐代宫廷内“大盈库”有关[16];而以发掘者为代表的则认为“盈”字款当与其他字符一样是代表制作窑户的标识[17]。

    长沙窑。

    长沙窑是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窑,其产品多样,所烧造的釉下彩瓷器极具特色。窑址自1956年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为研究该窑的烧造历史和内外销问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18]。目前学界对长沙窑彩绘技法有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我国的瓷器是釉上彩与釉下彩交织而重复出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的产生无“首创”可言;其二,认为长沙窑彩瓷很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19]。

    耀州窑。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铜川工作站”,从此对该窑址展开了为时11年的考古发掘。通过发掘揭示出该窑唐、五代、宋、金、元明五个文化堆积层,确立了其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20]。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及各种彩绘瓷,找到了五代地层的淡天青瓷和“官”款青瓷,澄清了传世“东窑器”[21]的问题。其发掘成果被编写为唐、五代、宋、金元明四部大型考古报告[22],系统区分出从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从而为学界深入研究该窑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田野资料。

    关于耀州窑五代地层的年代问题也是这时期受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都依据大量的墓葬出土材料,对以往被比定作“柴窑”[23]的五代耀州窑产品之年代予以了详细论证[24]。

    磁州窑。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示出该窑从五代末创烧,历经宋金,至元代停烧的历史,共清理9座窑炉和大型石碾槽,出土的大量仿定及低温釉瓷器也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现[25]。其中红绿彩瓷、翠蓝釉器虽发现较少,但极为珍贵。这些都为研究观台窑的制瓷工艺,生产能力及分期断代提供了宝贵材料。另外,发掘者对国内外相关资料做了全面的收集与综合研究,这不仅对观台窑而且对整个磁州窑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磁州窑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宋元时期,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磁州窑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对这时期窑址所做的工作也较为薄弱,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明代磁州窑的认识仍非常有限。近年来对这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最新的研究通过出土及传世器物结合相关文献,新确认了一大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并对其产地、品种、流行年代及产品地位等方面问题做了较充分的考证与论述[26],丰富了磁州窑课题的研究内容。

    汝窑。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首次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引起国内外陶瓷学界的关注[27]。随后同单位又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窑址进行了第二至五次考古发掘。1999年在第四区钻探试掘中,找到并确定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及作坊等设施,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窑具,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传世汝瓷中不见的新器形,丰富了人们对汝瓷产品的认识,并从地层上揭示了天青釉汝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民用青瓷的关系,确认了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官窑性质,同时结合年号钱币初步推断了汝官窑烧造的大致年代[28]。

    钧窑。

    80年代以前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曾基本明确了院藏“官钧”的窑口问题,根据某些窑址共存物,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并推断钧窑的陈设类器物当与徽宗时期宫廷对“花石纲”的需求有关[29]。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亦指出其烧造鼎盛时期在北宋后期,其本身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30]。然而在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可靠的纪年宋钧材料,而墓葬及窖藏出土钧瓷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元代。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钧瓷,也只见于金代墓葬中,更有学者认为所谓“官钧”的年代可能要晚到元或明初[31]。为了弄清钧窑创烧时间及发展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1年至2002年对位于禹州神垕镇的刘家门钧窑址进行了发掘,进一步推定该窑址创烧于北宋末的徽、钦时期,历金、元二朝,至元末明初停烧,并再次确认钧窑“代汝而起”[32]。尽管如此,对于钧窑的年代及其性质,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南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早在20世纪初已为人发现,50年代时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1985-1986年,文物考古单位对该窑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窑炉1座,复原瓷器23类共70多种型式,涵盖了宫廷生活所用的全部器皿,进一步确认此处便是文献中记载的“郊坛下官窑”。发掘者推断此窑兴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初,停烧于南宋末年[33]。

    另一处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于1996年9月因受洪水冲刷被发现,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考古调查。1998年、1999年至2001年,同单位对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曾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4]。共清理出窑炉、作坊等一批烧瓷遗迹,同时出土24个瓷片堆积坑及大量能够复原成型的瓷器残片。通过发掘工作证实,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所在,即一般所称的“修内司官窑”,另外发掘者还根据对出土瓷片的理化测试推测该窑址的元代地层可能便是传世“哥窑”器的烧制地点。

    龙泉窑。

    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初至198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分组对龙泉市东郊的紧水滩电站工程淹没区进行了发掘工作。其中浙江组负责的山头窑、大白岸、源口林场三个地点共发现窑址十余处,清理出窑炉、作坊区等大量遗迹,收获了为数众多的瓷器、窑具等遗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明确了龙泉东区烧造青瓷的历史比金村、大窑一带明显偏晚[35]。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又联合对位于龙泉大窑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部分出土瓷器、窑具上带有“永乐九年”纪年文字及“官”、“三样三个”等款识,解决了明代早期地层产品的性质问题,确定这处窑址是为承接官府订货、烧造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36]。

    川渝地区的瓷窑。

    川渝地区的烧瓷历史可追述到南朝至隋代,延续至宋元之际,其生产体系大约可区分为:以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青釉彩绘瓷窑场;以彭州瓷峰窑为代表的白瓷窑场;以广元窑、都江堰金凤窑及重庆涂山窑为代表的黑瓷窑场。

    邛窑是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开展最多的窑址,1984至1988年[37]、2005至2006年[38]、2007至2008年[39]曾先后三次对十方堂及固驿瓦窑山两个地点作过田野发掘,揭露出龙窑、作坊及居住遗址若干处,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瓷器和窑具,其生产面貌可大体划分作南朝至隋代、初唐至盛唐、晚唐五代、两宋四个时期[40]。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6年对大渔村窑区进行了短期考古调查,初步认定其烧造年代为隋至唐代中期,属邛窑范围内较早时期的烧造地点,但该窑的始烧年代能否早到隋代以前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明确[41]。

    辽代瓷窑。

    辽代的瓷窑遗址主要分布在辽的五京及附近地区,其中较重要的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缸瓦窑曾于1982年由赤峰市博物馆做过调查,1995-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先后三次对该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主要有辽金两个时期,金代是缸瓦窑的一个繁荣时期,而辽代的堆积较薄,发掘所获产品参照纪年辽墓辽塔出土物,时段主要在辽代晚期,辽早、中期的遗存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42]。

    北京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1991、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43],其产品以白釉及三彩为大宗,白瓷可分为粗细两大类,并以粗者居多,细者在风格特征上与定瓷相类。三彩器中已不使用铅釉,而改用硼砂釉,这是龙泉务窑制瓷工艺中的新发现。龙泉务窑的发掘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补充了关于辽瓷的缺环,进而证实辽代陶瓷手工业中心当在辽的燕京地区。

    西夏瓷窑。

    关于西夏的陶瓷器,过去一直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博物馆对位于银川西夏王陵区以东一处烧造建筑构件的窑址作了调查试掘[44]。此外,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西夏时期城址及窖藏中也有零星的陶瓷器出土,当时研究西夏史的专著里即对西夏陶瓷业的存在予以了肯定。1983年11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会同宁夏博物馆对位于灵武县的瓷窑堡窑址进行了调查,1984-1986年社科院考古所又进行了三次发掘[45],清理出窑炉、作坊一批及大量瓷器残件,初步揭露了西夏、元代两大层的瓷器面貌,进一步确认了西夏所存在的陶瓷手工业。另一处西夏窑址灵武回民巷窑曾于1987年做过调查,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46],证实其与瓷窑堡窑时代相当,均在西夏中期前后。通过分析比较,二窑产品多受到来自宋代陕西、河北一带诸窑场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景德镇明御窑厂。

    1982-1994年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对珠山明御窑厂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关于明御厂的始建年代,学者间素有分歧,发掘新材料证实洪武二年说更合于史实。通过发掘也展现了一批不为人所知的洪武瓷器,同时对永乐官窑产品有了全面认识。出土的大量甜白瓷、“赐赉瓷”和外销瓷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伊斯兰风格,说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与伊斯兰世界有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47]。

    2002-2005年,为深入研究明清御窑,全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江西省有关单位对御窑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48],证实珠山北麓在明代初年也是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所出土的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瓷器的制作工艺、复原当年御器厂生产面貌等亦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专题研究

    对成熟瓷器出现时间的重新审视。

    1976年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发现一处东汉时期的瓷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罍片经理化测试表明已经符合瓷器的标准[49],据此学术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50]。2003至2005年发掘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墓中出土青瓷质乐器、礼器、生活用具等五百余件,其数量于同时期墓葬中罕见,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51]。这批瓷器的胎釉特征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原始瓷,有的专家更将其视为成熟瓷器,并据此将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中晚期提前至战国早期。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势必将改写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我国陶瓷史的体系。

    釉下彩起源问题。

    80年代以前文物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的试掘以及对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长沙窑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釉下彩的重要材料。同时期扬州唐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后来称之为“唐青花”的瓷片材料,亦被认作是釉下彩的产物。两地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国瓷器中的釉下彩技法起源于唐代。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接受,8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陶瓷史》即对此持肯定态度[52]。1983年南京长岗村5号墓出土的一件釉下彩绘青瓷盘口壶,首次有可能将这一技术由唐代提前到三国后期[53],但之后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新材料出土,这一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2年以后,南京六朝都城内的三个地点又先后出土一批孙吴时期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54],其装饰手法也与1983年发现的一致,所运用的釉下彩绘技法已显得比较成熟。限于目前的出土材料仍显不足,相关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但对于我国釉下彩技术的起源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秘色瓷问题。

    “秘色瓷”这一称呼在唐宋以来的笔记、诗文等史料中时有出现,其既是珍贵的陶瓷文献,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对于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笼罩于迷雾之中。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发现的14件青瓷器和衣物帐碑,不仅为研究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年代提供了可靠材料,而且也明确了这类瓷器的真实面貌[55]。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如何理解“秘色”二字,如何看待“秘色瓷”的文化内涵已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最为热衷的话题之一。1995年初在上海召开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56]。1998-1999年越窑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使得对上述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秘色瓷实际只是一个名称并作为商品的牌号,是随着越窑匣钵的出现而产生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青瓷的代名词。它们也并非官窑所产,而是民窑烧造的贡品[57]。

    唐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197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扬州唐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青花瓷枕残片[58]。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其分析后认为属于用钴作釉下彩料烧制的青花瓷,并根据测试数据推测其产地可能在河南巩县一带[59]。进入80年代,扬州遗址又陆续出土了几批同类瓷片材料[60]。这一时期河南省轻工业厅在巩县窑采集到很多青花瓷片,经测试蓝彩的呈色亦为钴、锰等原料,首次将以前对产地的推测与实物证据对应起来。1990年4月国内召开的“中国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上便对上述问题作了重点探讨。多年来的工作已使得唐代青花瓷课题的研究取得较大成绩:1.唐青花瓷的存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2.唐代具有生产青花瓷的条件,巩县窑应是其产地;3.唐青花瓷所用低锰、低铁、低铜钴料是从国外输入的;4.唐青花所绘纹饰具有异域风格,可能主要是作为外销产品而出现的;5.过去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青花瓷是在伊斯兰陶影响下而生产的,但事实证明我国早在7世纪已用钴料装饰器物,8世纪已在巩县窑生产出青花瓷。那种认为伊斯兰陶工发明了青花技术的观点,显然是对中国瓷器史缺乏全面了解而得出的误论[61]。

    唐三彩研究新进展。

    唐三彩是对唐代低温釉陶器的总称。建国以来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及其他遗址中都出土过为数众多的三彩器,但直到80年代,烧造三彩的窑址还仅发现巩县窑一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唐代三彩器的研究。这之后在河北邢窑、陕西铜川黄堡窑又陆续发现有三彩的烧造,近年于唐长安城醴泉坊[62]、山西浑源界庄[63]等地都找到了烧三彩的窑址。这些新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唐三彩的认识,也纠正了过去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误解。如现在认识到三彩器至公元7世纪就已出现,盛唐后继续生产;唐三彩不仅有明器,也有日用品;其胎料与同窑的白瓷相同或相近,烧造温度在1100~1200度之间,而且玻化程度较高,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属于瓷的范围。唐三彩输往东北亚、东南亚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但是否输往过西亚与北非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80年代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对斯里兰卡曼泰、伊拉克萨马拉、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唐三彩及萨马拉出土的白瓷进行了测试,结果与萨马拉所产三彩和青花陶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差别,从而证实唐三彩曾出口到这一地区,并对当地陶器产生了影响[64]。此外,不少学者还对渤海国遗址所出三彩釉陶器与中原唐三彩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65]。

    对纪年陶瓷器的关注。

    数十年来,各地纪年墓葬、塔基及其他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材料已有相当的积累,带明确纪年款识的作品也时有发现,其中归属于某些窑口或类型的纪年物便自成序列,这些都有助于更准确地摸清和掌握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各个环节和脉络。1994年,俞永炳即收集了宋辽金共计211座墓葬和11座塔基出土物,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的陶瓷面貌[66]。2004年,刘涛利用大量出土材料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品,分别对定窑、耀州窑等六个窑口及“磁州窑类型”瓷器、青白瓷、辽代瓷器作了个案研究,同时就学术界尚未澄清的几个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67]。此外,这一阶段里另有《宋元纪年青白瓷》[68]、《浙江纪年瓷》[69]等成果问世,个别窑址的发掘报告中还附录有相关的纪年瓷器资料。

    古陶瓷内外销问题研究。

    我国学者对古外销瓷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60、70年代时已发表论文数十篇,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70]。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等曾撰文介绍朝鲜半岛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并就相关问题作了分析[71]。进入80年代后,随着外销瓷实物材料增多,外销瓷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的一大热门课题。如对唐扬州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批国外所发现的陶瓷品种,证实扬州在当时是国内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之一。此外,学者们还将晚唐至北宋初期流播到今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的中国外销瓷归纳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广东地区的青瓷[72]。1980年,福建德化召开了德化窑学术讨论会,其间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水下考古研究室,从1989年起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广东台山南海一号沉船的调查,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等地沉船的调查与发掘,近年来又在西沙一带调查收获了大批我国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标本,对研究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手材料[73]。1989年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联合举办的“陶瓷之路”展,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古外销瓷方面的一次重要合作[74]。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是近年来外销瓷研究中的又一宝贵材料,船上出水的中国陶瓷器计有6万余件,产品涵盖晚唐时期南北多个重要窑口,目前相应的研究已颇为深入[75]。最近,同一区域的印坦[76]及井里汶沉船[77]出水陶瓷器更为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总而言之,多年来我国的研究者已在外销瓷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探讨的问题包括生产窑口、输出港口、输出路线和范围、产品及数量、内外销产品的比较、外销瓷的器型、釉色与装饰特点、外销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外销瓷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等,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陶瓷外销史。

    与外销瓷相比,国内在瓷器内销方面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就已掌握的城址、墓葬及其他遗址发掘情况看,可资利用的材料已有大量积累:如90年代末发掘清理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中,出土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20多个窑口的瓷器[78],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为了解国内瓷器通过运河转销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2002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79]、2006年包头燕家梁遗址[80]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南北多个窑口的瓷器,其中不乏精品之作。这批瓷器作为商业贸易之物,为研究当时内地与漠北之间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留下了宝贵材料;此外,新近于北京西城毛家湾明代瓷器坑亦发掘出大量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瓷器[81],为深入了解元明时期制瓷手工业及各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提供了新资料。总体而言,目前内销瓷问题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对北方魏晋北朝墓葬出土南方青瓷[82],辽境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器[83]、及元代青花瓷国内行销状况[84]等课题的研究与探讨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除对外销瓷的重视外,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还留意到国内遗址出土的少量舶来品,其中以波斯釉陶及高丽青瓷为两个重要对象,目前对后者的研究较深入,包括器形、工艺、源流及反应的历史背景等多个问题[85],这些都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陶瓷交流史的内容。

    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先铭等五位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86],这是第一部全面、科学地阐述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性著作,也是80年代以前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外,地方陶瓷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时期先后出版了《四川古陶瓷研究》[87]、《湖南陶瓷》[88]、《河南陶瓷史》[89]、《福建陶瓷》[90]、《江西陶瓷史》[91],这些都成为对《中国陶瓷史》的重要补充。

    四、研究方法的新动向

    近30年来,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而方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化。

    早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多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相同,即偏重于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往往以单纯的器物鉴赏为主,达不到透物见人的效果。这时期由吴仁敬、辛安潮合著《中国陶瓷史》也只是转载几本陈旧瓷书的内容,缺乏新意,达不到述说陶瓷史的目的。仅叶麟趾、陈万里等少数几位有识之士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对几处重要瓷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从而拉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的帷幕。建国后30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积累,有不少已经开始寻求探索器物所蕴含的人文及历史背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并不充分。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增多,研究者思维的拓展,学界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具体,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如在对窑址的研究中,不仅着眼于窑炉、作坊、文化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围的地理环境,而且注意考虑与窑址有关的一些无形因素,包括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技术条件对窑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等;又如器物上的文字题款能反映当时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状况,某些陶瓷器造型上蕴含的外来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器物本身,更能达到以考古材料证补历史的目的。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对“窑系”概念的讨论[92],既肯定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感到局限性的存在。

    研究手段趋于多元化。

    如前所述,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20、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考古学方法,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近三十年来二者结合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两个方向的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研究成果,不少的大型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另外,这时期里由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问世,代表了我国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综合成果[93]。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科知识被引入到古陶瓷研究中,如1982年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便广泛地运用了考古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并结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体现出中国陶瓷考古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

    专题研究的增多。

    经过近30年的工作,至80年代初编写《中国陶瓷史》之时,学界对于我国陶瓷发展史的体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这还不足以反映陶瓷史上的诸多问题。为丰富陶瓷史的内涵,一些专题受到空前重视,从原始瓷到唐青花、秘色瓷,再到两宋至明清的官窑制度[94]、古外销瓷、窑业技术[95]等,学者们认识上虽多有分歧,却活跃了思想,也为今后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有关辽代陶瓷的专题也已逐渐成为热点之一[96],对以往并不清楚的金代陶瓷面貌也有了逐步掌握[97],学术界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制瓷手工业同样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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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参见《文物》1985年10期相关文章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城考古队等.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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